遂公盨
遂公盨(豳公盨) 西周中期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 感谢书友zhyg_239提供资料
遂公盨(豳公盨)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 感谢书友zhyg_239提供资料
遂公盨(豳公盨)铭文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
遂公盨(豳公盨)铭文拓片 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藏 感谢书友zhyg_239提供资料
遂公盨(又名豳公盨 燹公盨) 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椭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兽首双耳，耳圈内似原衔有圆环，今已失，圈足正中有尖扩弧形缺，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器口沿饰分尾鸟纹，器腹饰瓦沟纹。它是2002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现已入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铭文：
天命禹尃（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凶。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釐用孝神，复用祓禄，永孚于宁。豳公曰：“民唯克用兹德，无诲！”
附录（一）：铸有大禹治水铭文的青铜器遂公盨(豳公盨)
一件铸有“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的青铜器日前在北京面世，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及德治的文献记录。专家认为这证实了大禹及夏朝的确存在。 这件约２９００年前铸造的青铜器名为遂公盨，上面铸有铭文９８字。它是今年春天由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专家们认为，这件遂公盨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日前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盨上所铸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字数虽不算多，但几无废言。铭文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在洪水退后，那些逃避到丘陵山岗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于平原。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铭文并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教诲民众以德行事。 李学勤表示，铭文中所述“禹”是夏王朝的奠基人。没有大禹，便没有夏，更没有“华夏”。但大禹是否真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长期以来广受争议。遂公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表明早在２９００年前人们就广泛传颂大禹的功绩。夏为夏、商、周“三代”之首的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深入人心。 据了解，该文物已于近日入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附录（二）：《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
李学勤 撰
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从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遂公盨呈圆角的长方形，失盖，器口沿下饰鸟纹，腹饰瓦纹，小耳上有兽首，原来应有垂环，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这种形制，在盨的序列中是较早的。再看鸟纹的特点，可确定这件盨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
遂公盨不是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传闻得自河南窖藏，未必可信。但由未去锈前状态观察，肯定出土不久。土锈上有明显席痕，且包到口边上，看来在地下时已经与盖分离了。
铭文在盨的内底，共有10行，98字。前9行都是每行10字，末一行只有8字，故将字距适当拉开。或以为在第一字下还有一字，细看原器，实系铸造时的凹痕。全铭书法秀美，整齐匀称，保存情况也很好，只在第四、五行下端，范铸时有一些问题，造成缺损扭曲，以致第五行末一字难于辨识。
下面铭文的释读，尽量用通用的文字：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
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
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
作臣，厥沬 贵）唯德，民好明德，
寡 顾 在天下。用厥邵 绍 好，益干（? ）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
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
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
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
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铭中有几个字，研究的学者有不同意见，如“差”、“地”、“寡”、“御”等。对于这样古奥的铭文来说，看法有异是正常的。
关系较大的，是“遂公”的“遂”字。这个字原作从“ ”从“火”，我认为当依吴大澂等人之说，是“燧”的异文，读为遂国的“遂”。遂国在今山东宁阳西北，传为虞舜之后，春秋鲁庄公十三年 公元前681年）被齐所灭。作盨者是西周时的遂君。
遂公盨的铭文和常见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很不一样，既没有开头的历日，也没有末尾的套话，因此乍看起来似乎不是全篇。其实盨铭首尾一贯，别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最突出的一点是与《诗》、《书》等传世文献有密切的联系，铭文前面讲禹的一段，尤其是如此。
盨铭“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差地设征”，可以对照《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大家知道，《禹贡》这篇文字，近世学者多以为很晚，《书序》更是被人怀疑。现在证明，其文句与铭文符同，特别是“随山浚川”全同于《书序》，实在是令人惊异。
这些文字还应参看《尚书·益稷》：“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还有《诗·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所用词语，都互相类似。“随山”的“随”，意思是“行”，见《广雅·释诂》；“浚川”就是疏导河流；“差地设征”，“征”即贡赋，同于“任土作贡”。铭文禹的传说，与《诗》、《书》是一致的。
过去著录的古文字材料，有关禹的很少，只有秦公簋提到“禹迹”，叔夷镈、钟述及成汤伐夏，“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至于治水的事迹，乃是第一次发现。秦公簋等都属春秋，遂公盨则早到西周，成为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附录（三）：国宝“遂公盨”与大禹治水
作者：余世诚
去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与大禹有关的国宝文物青铜器“遂公盨”。作为祖籍禹州市的余世诚亲自前往位于北京东四十条路口的保利大厦，瞻仰了这件国宝。回来后又查阅了一些资料，写了这篇侧记。
发现“遂公盨”
保利集团是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国家计划单列企业集团，是国家重点骨干企业之一。该集团1998年兴办了“保利艺术博物馆”，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抢救和保护流散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推进文化艺术建设”为宗旨，不求多而全，只求精、珍、稀，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量工作。
2002年5月，保利艺术博物馆又收藏了一件更具历史和学术价值的国宝级文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遂公盨”。当初在香港古董市场上，这件古时王公贵族用来盛黍稷的青铜器“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器的外表锈蚀得很厉害，器内的铭文多被锈土掩盖，露出若干文字又古奥难懂，还缺盖少环，真的“很不起眼”。台湾的业内人氏曾光顾过，但没有购意。“保利”的专家原来也难下决心购买，但器内的铭文实在诱人，有一种“盛世出重器”和“天降祥瑞”的直觉，就决定“赌一把”。他们征得货主的同意，先把器物运回北京，随后才付款成交。
器物运回北京后，有关专家初视此物不是考古发掘之物，传闻得以河南窖藏也未必可信。但从锈土状态观察，肯定出土不会太久。土锈上有明显席包之痕，且包到器口边沿，看来在地下时已经与盖分离了。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上海博物院等单位进行科学检测和修复保护，这件青铜器的清晰面目终于露了出来。它是件圆角长方形器物，高11.8cm，口径24.8cm、重2.5千克。器的沿下饰乌纹、腹部饰瓦纹，两侧有一对兽首形耳、垂环和盖已失，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整体造型简洁典雅，古朴大气。最令人注目的是，器内底部铸有十行九十九字金文铭，书体优美、行款疏朗、文辞古奥、字字珠玑。铭文中有“遂公曰”名，专家为之命名“遂公盨”。
“遂公盨”的珍贵不只因为它是几千年历史的青铜器，更因为那九十九字铭文涉及“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这样重大的史学课题。
在保利艺术博物馆瞻仰“遂公须”时，只见它被置于展厅正中央，用玻璃柜罩起，四周均有灯光聚射、分外醒目且神秘。当日观众甚寡，只有几位保安陪我观看。我在这件近三千岁的文物前，上下细看，左右端祥，思前想后，久久不愿离开。我想把它拍摄下来，刚拿出相机就被保安制止了。只好用笔把其外形勾画了下来，又仔细抄录了那震惊海内外，被誉为“金文之最”的九十九字铭文。
外形断年代盨铭文天地惊
那是2002年10月的一天，著名的考古、甲骨文权威李学勤来到保利艺术博物馆，请他对“遂公盨”进行鉴定和评价。
李先生第一眼看到“遂公盨”，就很激动。他仔细察看了器物的外形，特别是对沿口下的饰乌纹和腹饰瓦纹进行了认真研究，由此断定器物的年代应属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铭文中的“遂公”是西周时遂国(今山东宁阳西北)的国君。再看铭文，开篇就书“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李先生不禁惊呼“这太重要了，真了不起!”这分明是在讲述大禹治水。下面的铭文又以大禹为例讲“德政”，这些都使这位年近八旬的史学大师十分激动。李先生逐字抄录了铭文，带回书房仔细研究了一个月。
现在，笔者也把这段铭文(经李学勤先生标点断句，用现行字)抄给大家：“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沫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讦明经齐，好祀无。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
释成今文，其大意为：上天命大禹布治下土，随山刊木，疏浚河川，以平定水患。随之各地以水土条件为据交纳贡赋，百姓安居乐业。大禹恩德于民，百姓爱他如同父母。而今上天生我为王，我的子臣们都要像大禹那样，有德于民，并使之愈加完善。对父母要孝敬，兄弟间要和睦，祭祀要隆重，夫妻要和谐。这样天必赐以寿，神必降以福禄，国家长治久安。作为遂国的国公，我号召：大家都要按德行事，切不可轻慢!
“遂公盨”的这篇铭文，一反其他青铜器铭文的老套，以大禹功德为范例，写出君臣要为政以德、民众要以德行事的一篇有论有据、有头有尾的政论文章。这不能不让今人折服和震惊!更让人震惊的是，铭文中的观点乃至言词竟和七百年后的《尚书》、《诗经》等古典文献相一致!
佑证大禹德，更比《尚书》雄
此前，人们对古帝大禹及大禹的功德是有所知晓的，因为传世文献《尚书》、《诗经》等都多有记载。
经孔子编序的《尚书》“禹贡”篇开首即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即。大禹布治大地，沿大山砍木为记，确定各州名山大河。孔夫子为该篇作序时，也使用了“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的词句，说大禹沿山砍木为记，疏通江河，划分九州，依据土地条件规定贡赋。《尚书》的“益稷”篇更是记述了大禹治水的具体情况，文中再次出现了“随山刊木”字句，关于“德政”，《尚书》“大禹谟”篇中记载了禹本人的高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意思是，君主的美德在于搞好政事，政事的根本在于养护百姓。修水利、存火种、炼金属、伐木材、开土地、种五谷，还有抓教育、厚民生、促和谐，这九件事要常常讲。
应该说，《尚书》这部中国最早文献对大禹古帝的记述，相比对尧、舜古帝的记载，是最多的。禹因有“治水大德”，才称之为“大禹”。《尚书》肯定了大禹开创夏朝的历史地位。
可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书》等经典文献被付之一炬，后来出现的各种《尚书》版本(包括本文前引的诸篇)，真假难辨、可信度大失。近世学者对《尚书》(包括孔序)中有关大禹的叙述，持怀疑甚至否定者不乏其人。像郭沫若、范文澜这样的大史学家也认为，大禹和大禹治水都是“靠不住的传说”。 而今发现了“遂公盨”及其铭文，应作何解呢?
第一“遂公须”铭文要比孔子编序的《尚书》早七百年，如果说《尚书》不可靠，“遂公盨”铭文还不可靠吗?
第二、把“遂公盨”铭文与《尚书》中有关大禹的记述相对照、就不难发现：它们不仅内容、观点相一致，且诸多文词相同。“禹敷土，随山浚川”的事迹。用同样的词语传颂了七百年，它至少证明了《尚书》及其“孔序”中相关大禹的文字，并非后人臆造。“遂公须”为《尚书》等古文献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明。
第三，千古流芳的“大禹治水”、大禹功德，前记于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尚书》经典，今又见于有近三千年历史的青铜器之上，正可谓“铜证如山”，“铜证”更比《尚书》雄!
盛世出重器盨 古国焕新容
“遂公盨”的发现和收藏，正应了“盛世出重器”、“天降祥瑞”的吉言老话。在当今改革开放的盛世，先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辉煌的成果断定了夏朝的存在，把我华夏民族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二百多年；后又发现了“遂公盨”，印证了“断代工程”的成果，并具体描绘了开创华夏第一国夏朝古帝大禹的光辉形象。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盛事和祥瑞呀!
科学家们断言，“遂公盨”将改写中国古代史，使之更加辉煌。
我们不仅要庆贺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更要发扬大禹精神，以大禹精神鼓舞中华民族的复兴。“遂公盨”铭文所记大禹的功德，最主要的就是他“随山浚川”，抓了当时民之最切的“治水”这件大事、实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有学者指出，大禹治水体现了“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精神”(范文澜《中国通史》)。其实，这种评价并非准确，也不全面。大禹治水的办法是“浚”，是疏导，这一点非常重要。相传大禹治水是在其父鲧以“堵截”之法失败后，改用“疏导”才得以成功的。宋代学人陆游对此曾作过精彩评述，曰：“世以已治水，而禹以水治水也。以己治水者，已与水交战，决东而西溢，堤南而北圮。治于此而彼败，纷万绪之俱起。则沟浍可以杀人，涛澜作于平地。此鲧所以殛死也。以水治水者，内不见己，外不见水，惟理之视。”(陆游《禹庙赋》)用现代话说，大禹治水具有朴素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多么可敬又多么富有启发性啊!
在执政方面，大禹非常重视“德政”。“遂公盨”九十九字的铭文，其主旨就是以大禹为典范论述“德”。“降民监德”，“厥沫唯德”，“民好明德”，“益干懿德”，“心好德”，“民唯用兹德”，一连出现了六个“德”字，铭文倡导的是天人之间、君臣之间、官民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唯德”“唯协”，都要以德行事。《尚书》“大禹谟”篇大禹那段“德惟善政”、“九功惟叙”的政纲，也是讲“德政”的。用现代话说，大禹追求的是那个时代以德维系的和谐社会。这证明，早在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崇尚“德政”了，这又是多么可敬啊!
我们今天谈论大禹，并非“信而好古”，更非“厚古薄今”，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待祖宗先人，激发民族自尊心，引出对今人的启迪。大禹所处的时代，是我华夏先民从贫穷的原始社会的“大同”，向有所节余的“小康”私有制社会过渡。大禹的“亲民”、“德政”，是与他那时追求的“小康”相适应的。而今我们正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然不可与大禹时代同日而语。但也不是没有某些类似之处。我们正由贫穷的计划经济的“大同”向市场经济的“小康”发展，我们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倡导“八荣八耻”，“构建和谐社会”，等等，都可从先祖大禹精神中吸取力量。
作者简介：
余世诚，河南省禹州市人，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其后一直在中国石油大学从事中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历任研究室主任、人文及社会科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校务委员，1988年晋教授，1991年获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称号，研究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论著有：《中国革命史》，《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中国石油等高等教育史》，《邓小平与毛泽东》，《为了寻找一位老布尔什维克的下落》，《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传奇》，《太迟的祭奠》，《石油大学校史》等，退休后多从事故乡史的调查与研究，发表的文论有：《汉臣张良的故里是禹州》，《钧台钧瓷的史学提示》，《徐悲鸿与吴道子》，《夏商周断代工程与禹州之历史地位》，《华夏第一国第一都考析》，《钧瓷传奇》，《禹州父母官评述》等出版专著十部，发表文章百余篇，获国家奖七项次。(注：盨，xu，古代盛食物的铜制器皿，有盖和两上耳子)